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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蛮”地的先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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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2 10:31:31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五溪蛮”地的先秦文化
舒向今
      “五溪”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的马援和南蛮诸传。至于其活动的范围李贤在《后汉书马援传》中注曰“郦道元注水经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满溪酉溪舞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皆盘抓之子孙也……在今辰州界。据考此五溪“有出于酉阳石堤蛮界流经辰州府城西为北江者名酉溪; 有出于铜仁蛮界流经麻阳县城南为锦江者名辰溪有湖南界城步县巫水出流经关峡而下为若水洪江者名雄溪;有出自镇远界流经州城西而下为盈口竹寨江者名舞溪;有出于靖西南黎平府流为亮寨江者名横溪。此五溪也俱各下入于沅。”巴其地域大体为现在的湖南怀化地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贵州的东部四川的东部及湖北的西部的部分县地。要研究这一地区的先秦历史和民族文化由于文献记载甚少主要还得靠地下的考古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文物事业的发展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近年来进行的文物普查成绩更为喜人。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地区已发现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达70余处勇其中部分地下遗存己通过正式发掘出土了一大批文化遗物,为研究“五溪蛮”地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现将这一地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考古资料作一综合介绍并就该地区的先秦文化的特色谈谈粗浅认识。
一、先秦考古学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
      1987年4月,怀化地区文物普查队首次在新晃侗族自治县的大桥溪处一个砖瓦窑场发现了两件打制石器由于石器出于网纹红土层中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距今约6万年,这无疑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尔后又在新晃的新村长乐坪芷江的小河口过马田怀化市的荆坪枫木黔阳的卜顺黔城会同的坛子黄茅辰溪的青不浪庐溪的玉皇阁半山坪和保靖的东洛等地共发现旧石器地点30余处。在此期间,对新晃的大桥溪芷江的小河口地点进行了试掘。在调查和试掘中采集和出土各种石制品300余件。器型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其中以砍砸器最具特色这批石器出土的地点都位于河流两岸的一、二、三级阶地上石器均埋藏在阶地中的亚粘上和网纹红土层中地层关系清楚, 其年代大体在1至30万年之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从石器出土的地理位置环境条件出土遗物和遗迹现象看这时五溪地区的先民是处于一种采集和渔猎而食构木为巢而居的状态。
      (二)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地下遗存该区已发现近80处这批遗存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可以认新晃的姑召溪遗址和麻阳烟墩坡遗址为代表姑召溪遗址出土的石器全系打制的烟墩坡遗址除个别的石器刃部稍加磨制外其余的也全系打制的。两地都未见陶器(片)出土现将姑召溪遗址情况介绍如下:该遗址位于姑召溪和太平溪二水交汇处,因当地农民做砖瓦取土而暴露。文化堆积大部分已被破坏。从遗址的断面看石器均出于网纹红上层上的亚粘土层中与新晃大桥溪旧石器地点的最晚期地层接近。其地质年代,大约在一万年左右。该遗址出土的石器大多已打制成型,似斧似铲似锄似刀,其中有一件打制的锄形器,器身稍弯曲,呈舌状,打击的疤痕甚多,显然是经过了反复修整加工器身长15.8厘米,宽5厘米。另一件似铲形,器身一面为自然的砾石面,呈龟背状,另一面为劈裂面,面平直,边缘经过加工修整,上部有双肩,肩上有明显的碾磨痕迹,刃部呈弧形,器身长15厘米,宽11厘米。根据石器的成形情况和使用效果看, 两件石器应为农业生产工具。说明这时姑召溪一带,可能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值得提及的是,那件肩石器,肩上己有明显的碾磨痕迹,证明这件石器是安装木柄后使用过的,其痕迹很可能是被木柄或绳索碾磨而成的。石器工具安上了木柄,不但减小了劳动强度,而且会使生产效力提高,其意义是不能小看的另外,从石器的造型和加工痕迹看,显然是人们有意识地加工而成, 如果地层关系不错的话,它应是至今发现最早的一件人工加工的有肩石器,为我国南方地区有肩石器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地下遗存也发现不少。它又可以大体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可与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相当主要文化遗址有辰溪的征溪口、台坎大地,麻阳的火车站,黔阳的高庙,激浦的枫香,怀化市的荆坪,新晃的大洞坪和沪溪的浦市等。这期的遗址除消溪浦市已经过小面积的发掘外,其余都未正式发掘。但从浦市遗址的发掘资料和文物普查中采集的文化遗物及遗迹现象看,大致可归纳以下几个特点:
      1.遗址都位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大多有堆积很厚的螺丝壳,其内还伴有大量的兽骨和鱼刺。
      2.石器数量多种类齐全。常见的有磨制石斧、石镑、石铲、石锄、石刀、石凿和石球并伴随出土大量的打制石器和石片。其中长条形石斧、有肩石器、平直有把石镰很有地方特色。
      3.骨器制作十分精致出土的骨器有骨锥、骨鱼镖、蚌刀等。其中辰溪征溪口遗址出土的一件骨鱼镖,长7 8厘米,宽1厘米,用一块扁平的兽骨做成,尖端锋利,镖身刻有反方向的倒刺,呈锯齿状,这显然是经过精细加工的捕鱼工具。该遗址出土的骨锥磨制得光滑锋利,这种工具可能与缝补有关。
   陶器多夹砂以褐色和红色陶为大宗,有少量的白陶和灰陶,陶质大多松软,陶片破碎严重,从部分器物的口沿和底部残片中,大致可辨的器型有罐釜壶钵盆等。辰溪征溪口遗址出土一件较完整的褐陶钵,其形制和纹饰风格与湖南安乡汤家岗新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钵相似说明两地的文化不但在时间上接近,而且还预示着二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这期陶器上的纹饰比较繁富,常见的有细绳纹乱绳纹、蓖点纹戳印纹、水波纹锯齿纹网纹圆圈纹弦纹直线纹斜线纹刻划纹和一种以几何构图的宽线条压印纹。
   陶器的器型多圆底器和圈足器,不见三足器。从陶片厚薄不均的现象分析,这时的陶器大多为手制在征溪口遗址中, 发现长6米宽6米厚0.05米的红烧土地层,估计为当时的房屋遗迹.说明这时已有房屋建筑。在新晃大洞坪遗址, 在夹屏夹炭的陶片中,发现有稻草和稻谷的炭化物,证明这时约舞水流域已经有了水稻的种植但从遗址中大量的螺壳和兽骨堆积分析, 这时五溪一带, 人们仍处于以渔猎为主, 以种植为辅灼经济生活。
   浦市遗址出土的薄胎夹砂褐陶或红陶绳纹罐和橙黄陶上施褚色彩的陶罐,这是洞庭湖区大溪文化中所没有的浦市遗址所反映的沉水中上游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的面貌,即与大溪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有显著的区别,已构成一个独立的文化。①中期后段的文化,其时间大体与“屈家岭文化相当。能确定为这期的文化现只有怀化市高坎垄遗址。②该遗址已通过正式发掘,发掘面积为50平方米,清理成人墓葬49座,瓮棺葬二座,出土各类遗物数百件。以石器和陶器为大宗,同时也出土一批很精美的玉制品。其中出土的石器有斧、锈、铲、刀、凿、纺轮和砺石等。石器不但数量多, 品种也很齐全, 既有较大型的长条型石斧, 又有中小型的有肩石斧、有孔石斧和近方形的扁平石斧。大型石斧无疑是用于“刀耕火种”灼生产工具小型石斧则可能是用于加工的工具和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品种的多样化, 说明工具已根据人们灼需要有了不同的分工,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陶器以圈足器为主,有少量的圆底器和平底器,极少见三足器(仅在遗址中发现一断残鼎腿,疑为扰乱之物)
       陶器的器形主要有罐、壶、篡、盆、盂、杯、豆、纺轮和一件泥质犬型陶器。陶质大多为泥质黑陶,灰陶次之,有少量的橙黄陶和红陶这期的纹饰比较简单,大多数器物上无纹饰,只有部分陶器上饰有凹或凸弦纹和一种在橙黄陶或红陶的器皿上彩绘网纹、弦纹和水波纹。在陶器的制作上已普遍实行了轮制,其工艺和烧造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出土的玉器有玉镯、玉块、玉磺和玉铲。
   玉镯、玉块、玉磺显然都是女人们灼装饰品,但玉铲却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东西玉铲出自一座随葬器物最多灼墓葬中, 铲长18.1厘米, 宽8 2厘米厚5厘米,玉质呈乳白色,弧刃,直边,铲上端有穿孔刃部无使用痕迹看来不象是一件实用器很可能是主人白一种权力象征物。③在葬俗上这批墓葬多为狭窄土坑墓葬具和人骨已腐烂无存在一部分墓葬中发现有人为地把随葬器物打碎后下葬的习俗。从随葬的器物看,已有好坏之分和多少之别,如有的墓葬随葬物达20余件不但有制作很优美的陶器和石器还有质地高雅沟玉器而有约墓葬只见一、两件未加工或稍加打制的形似铲或斧的原始石块可见贫富差别已明显。从遗址中出土:寸大量的磨制的非常精致的石质工具和大批的大型储盛器—陶瓮等现象分析, 这时高坎垄一带已经有了较发达的农业,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的以农为主经挤生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有靖州车蓬坡、通道的大荒、新晃的百州滩、麻阳的步云坪、上洲, 怀化市的老茶地和沉陵的青云包等遗址。其时代大体与长江中游的“龙山文化”相当。这期的文化内涵丰富,面貌比较复杂,根据文化特点,大体可分为南北两个文化区。南区可以靖州的苹蓬坡遗址为代表。该遗址位于新厂乡的一个山坡上, 面积可达五万平方米,文化堆积最厚处在两米以上。遗址通过小面积门试掘,出土的文化遗物有斜刃石斧、扁何公钧贺纲6平穿孔石斧、扁平小石镑、长条形斜刃石刀、三棱形石箭链等石器,出土的陶器多见夹砂揭陶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器型有罐、釜、壶碗、豆、柱形器和一面扁平一面呈乳突状的纺轮等。以圆底器和圈足器居多,有少量灼平底器,未见三足器,陶质松软,制作较为粗糙。陶器的纹饰主要有绳纹、刻划纹、曲折纹和少量的云雷纹,陶器表面流行一种饰朱色涂料的作风靖州革蓬坡遗址是怀化地区发 现的有明确地层关系的第一处山坡遗址从石器的造型、陶器的型制、纹饰看,作风都与洞庭湖区截然不同,与两广地区也有较大的差别。显露了鲜明的地方性。198年底,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和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出土各期墓葬180余座和各类房屋基地数十处,发掘资料现正在整理之中。北区可以新晃灼百舟滩。麻阳的步云坪遗址为代表。这些遗址都未通过正式发掘,只有百舟滩遗址进行了小面积的试掘。出土的文化遗物石器有斧、锌、铲、凿和大量的打制石片。陶器大多为夹砂褐陶、夹砂红陶,有少量的灰陶、黑陶和泥质橙黄陶,器型主要有釜、罐、大口缸、碗形圈足器、尖底器、高足杯、束腰黄陶器座和黑陶梯形纺轮,以圈足器和圆底器居多,百舟滩遗址不见三足器, 步云坪遗址偶见瓷、扁足鼎之类的三足器, 陶器的纹饰常见有附加堆纹、方格纹,水波纹、人家纹、弦纹、绳纹和各种规划纹。从出土的瓷、鼎之类的三足器氰这时的北区已受到强烈的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 这应与禹征服了“三苗”,中原部落大举南下有关。
      (三)商周时期商周(指商和西周,不含春秋战国,下同)时期的地下遗存,现已发现320多处。
      “五溪”各地,几乎都有发现。由于这期的遗址都未正式发掘, 没有建立断代的标准遗址,因此,对这一时期灼文化分期尚有困难,文化面貌也不十分清楚。现只能根据文物普查中所采集的标本, 参照外地文化的特点,粗略地谈谈总灼印象。
      在这批遗址中, 最多见的是一种夹砂红陶附加堆纹大口缸,这种器型在长江中游和洞庭湖区的商代遗址中,是一种典型的器物;在辰溪、怀化一带的商周遗址中,出土一种花边圈足碗、高柄中部作葫芦状的浅盘豆,在澄水流域灼商周遗址中也常可见到,说明这时抚水中游l寸五溪地区,已明显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该地出土的黑陶尖底器、束腰柄大圈足豆,长颈侈口夹砂罐和一种带厂的陶器则又显露了 明显的地方特色。这期陶器上的纹饰种类繁多,图案华丽, 主要纹饰有绳纹、圆圈纹、人字纹、网纹、方格纹、羽纹、云雷纹、水波纹、“米”字纹、“x”字纹、弦纹、附加堆纹和刻划纹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靖份苹蓬坡遗址中,有部分陶器上出现了云雷纹,说明该遗址的时代,有可能延续到商周时期。
   由于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层次(现初步可分为七层)清楚,对解决该地区的文化系列,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期的青铜器,五溪地区也有不少发现,1986年文物普查时,在辰溪张家溜商代遗址的地层中,采集了一把铜斧,以后又在新晃的朱木山、芷江的涂家巷商代遗址中,发现两件铜箭链。1984年6月,芷江岩桥乡倒犷湾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铜凤形器, ①其重3.25公斤,器高35厘米,身长30厘米,身饰羽纹和几何纹,昂首欲鸣,神态生动逼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
   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五溪”地区在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力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四)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现已发现20余处,墓葬群30多处,城址2处,古铜矿井2处,窑①江柏永.《芷江发现西周青铜凤形器》,《湖南考古辑刊》第四集。址2 处。
      这期的地下遗存有不少已通过正式发掘,文化面貌比较清楚。如1978年至1979年,在浦马田坪一带,发掘清理战国时期墓葬67座,其中有楚人墓葬58座,巴人墓葬8座,秦人墓葬一座。并出土有铭文铜器三件,其中两柄铜鼎的腹部镌刻“中脯(府)王鼎”字样, 一件铜矛上镌刻“少府”二字,据考,三器均为秦物;①1982年,在椒浦大江口维尼纶厂基建工地,清理巴人墓葬一座,出土铜锌于、铜钟, 钟铎、铜盆和陶器多件;②1983年至1984年,在淑浦大江口先后清理楚人墓葬23座;昙1982年至1985年,在辰溪米家滩一带,先后清理楚人墓葬38座,秦人墓葬2座;④1 9 8 2年在保靖四方城,清理楚人墓葬12座 ;⑤1984年,在古丈白鹤湾清理楚人墓葬64座,县1980年2月,芷江新店坪,出土东周时期的铜雨钟4 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高4厘米,铣宽20厘米,全重7.5公;⑦1979年至1982年,在麻阳九曲湾先后发现古铜矿井14口,并对其中的2202号“老窿”(古矿井)进行了清理,出土一大批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具,经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对该矿井出土的木糙进行碳14测定,其年代为2730士7年以上是见于报道的部分资料。还有一大批已发掘还未报导的,这里不一一列举值得提及的是,1986年,在陵太常乡的窑头,发现一座规模较大的城址,⑨该城址东西长1500余米,南北宽近20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城址面临,背靠山丘,东山丘与城之间,又有三道宽约30米的壕沟,城址的中心部位,遗物堆积很厚,文化内涵丰富,现可辨认的器物有鼠、钵、豆、罐、壶等陶器以及大型建筑上的绳纹砖、绳纹瓦和瓦档等。在城址的西南角,还发现大片的战国墓葬,经初步调查,其数量至少也有500余座,在这片墓葬区内,还发现20余座较大型的封土堆。近年来,由于该地农民烧砖瓦取土和淘金打洞,出土不少文化遗物,其中就有战国时常见的四山镜和铜祛码根据城内外出土的文化遗物分析,该城址为战国城址无疑。《史记·苏秦列传》曰: “楚,天下之强国也一西有黔中、巫郡。”《正义》注日:“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之后也。”沉陵为古辰州治所,窑头恰好在其西南,其方位和距离均与《史记》中记载的楚黔中故城相符,很有可能就是楚黔中故城遗址当然,正式确认,还待下一步的科学发掘。
二、对几种有代表性文化的认识
      (一)关于“舞水文化”的特色问题
      “舞水文化”,即在“五溪”境内所发现的一种旧石器时代文化,是在舞水两岸首先发现,后经北京大学吕遵愕鉴定并建议命名。其特点归纳起来大致有:①《湖南椒浦马田坪战国西汉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②张欣如.《溆浦大江口镇战国巴人墓》,《湖南考古辑刊》第1集。⑧《溆浦江口战国西汉墓》,《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④《米家滩战国墓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⑥《湘西保靖四方城战国墓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⑥《湘西古丈白鹤湾战国墓地》,《考古学报》1986 年第2期。⑦《芷江发现东周遗址和宋元窑址》,《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⑧《麻阳九曲湾战国铜矿井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2期。⑧怀化地区文物普查资料。吕遵钾《关于新晃、怀化发现旧石器文化的问题》,《怀化史志》1988年第1期。关于“水文化,定名问题,袁家荣先生征得吕遵钧先生的同意,暂将这种文化,定名为“水文化类群”,参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石器地点均位于河流两岸的一、二、三级阶地上,石器均出于第四纪的亚粘土和网纹红土层中。而华南地区的旧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物,大多出自洞穴之中,如广东的马坝人及其石器,广西的柳江人及其石器,湖北的长阳人及其石器,贵州的桐梓人、水城人以及猫猫洞出土的石器和云南的西畴县仙人洞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都是出自洞穴之中。①四川资阳的石虾子、沙咀和安岳县的黄鳝溪等地虽在洞外采集了一批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工具,但这些石制品都经过水流的搬运,②其原始出土地点尚不清楚。由于“舞水文化”的地点都位于阶地上,就构成了区别华南地区旧石器洞穴遗址的显 著特点。2.石器的形制特殊。舞水文化中,有一种端刃砍砸器,选用长条形和有“肩”形的砾石材料,在石料的一端打击刃部,另一端则保留着自然的砾石面,其形酷似后来的磨制石斧,还有一种侧刃砍砸器,选用圆形或椭圆形的砾石,在石料较薄的一侧打击刃口,另一端仍保留着1/2至2邝的砾石面,其形似石刀,手可横握着石器的砾石部分使用,既可砍砸, 又可切割, 这种砍砸器,很可能是石刀的雏型。3.石器的打制方法简单,石料较单一。在这批出土的旧石器材料中, 有的是在第一阶地发现的,也有是在第二阶地发现的,还有的是在第三阶地发现的,其时间跨度可达二十万年以上。但石器的原料和制作方法基本一致,即石器的原料大多是选 用河床里的沙岩石,制作方法多为锤击法朝一面打制而成,石器的上端仍保留1/2至4/5的 砾石面,石器粗大,色调统一,作风一致。4.多砍砸器,少刮削器,不见“传统的三棱大尖状器”。
      在出土和采集的石制品中,砍砸器约占80 %,刮削器约占10% ,尖状器约占5% ,其他约占5%左右,那种代表中原风格的“传统三棱大尖状器”,现还未发现。而近临“五溪”的澄水流域,最近也在阶地上发现了一批旧石器地点,三棱大尖状器都是常见之物,说明五溪地区的旧石器与澄水流域的旧石器也是有区别的。以砾石砍砸器为代表,是构成“舞水文化”的又一显著特点。而我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无论前期、中期或晚期多是用石片制成的,“华南发现的就已公布的材料来看,也是如此。例如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贵州黔西观音洞的石器和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或晚期的云南宜良的石器,以及四川汉源富林镇的石器主要也是用石片制成的”。舞水文化的发现,对于研究南方的旧石器文化和人类起源民族形成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舞水文化是最近新发现的,投有经过大面积的科学发掘,很多问题需要靠以后的考古发掘去证实和补充。近年来,在四川、广西、安徽和湖南的洞庭湖区一带,也发现了与舞水文化中相似的砾石石器,它们之间有无联系也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二)关于高坎垄遗址的文化特色问题
      从该遗址出土的曲腹杯、圈足碗、豆、篡形器和壶形器等型制看,与京山屈家岭、安乡划城岗、华容东转山等遗址出土的相同,说明该遗址与屈家岭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因此, 把高坎垄遗址归属于屈家岭文化这个大的范围应无大的问题。④但该遗址的文化因素,也有其明显的地方特色1)出土的生产工具多。在这批墓葬中,大多有生产工具随葬,少则一件, 多则十来-①参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物出版社。②《四川资阳等县旧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83年第6期。⑧《西侯度文化遗存》,《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④拙文《怀化高坎垄新石器时代遗址族属初探》,《民族论坛》1988年第4期。件,出土生产工具的总数占全部出土器物的25%左右,而这个比例在其他属屈家岭文化的遗址中是未见过的。①2.陶器的器形高大。该遗址常见的一种器物是黑陶弦纹罐(瓮),其中最大者,高达60厘米,腹径在50厘米以上,象这类大罐,在有的墓葬中还有出土两件的。还有一种单耳大罐,其高也在40厘米以上,腹径多厘米,罐的耳羹宽8厘米,可见器形的高大粗犷。3.有一批型制特殊的器型。最有代表性的除以__L提到的黑陶弦纹罐和单耳大罐以外, 还有一种单杯。这种器型也是该遗址最常见的器物之一,其陶质为泥质黑陶,有敛口鼓腹的,也有侈口直腹的,还有直口直腹的,圈足大多较高,单耳均位于杯腹的中部或杯腹的中下部,器高为16.3 至20厘米,圈足高为5至7厘米,杯口径宽为8至10.5厘米,腹径为10至J4厘米。另外,还有长颈折肩直腹圈足壶、长颈折腹圆底彩绘黄陶壶、敞日短颈平底罐、直边石铲、有肩石斧、有肩石锌等,则在其他同类遗址中很少见到。4.圈足器发达,圆底器占一定比例,未见完整三足器。5.流行一种把大型陶器和珍贵玉器打碎后随葬的现象。6.出土一种双头联体犬型陶塑,该陶塑由两只犬头组成,两犬身合为一体,型似器盖状,根据同墓出土的器物和陶塑造型分析,该器很可能是一种图腾崇拜物。②以上这些特点的存在, 表明了高坎垄文化有别于其类型的文化,构成了屈家岭文化中的一个新的文化类型。特别是出土了与图腾崇拜有关的大型陶塑,则更进一步体现了高坎垄遗址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前引《后汉书·马援传》注云: “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满溪、酉溪、舞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皆盘瓢子孙也。”《搜神记》曰: “盘瓠,本高辛氏宫中老妇人有耳疾,医者挑治之,有物大如蛋,以抓离盛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赐黄金千锚,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日盘瓤,下令之后,盘遂衔人头造阔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 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盘得女负而走人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三年生子一十二人, 六男六女。盘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妇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 裳斑斓,语言侏离, 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日蛮夷……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以上这些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它却告诉人们一个历史事实,五溪地区(或曰武陵地区)曾有一支以盘(犬)为图腾的氏族。位于五溪腹地的高坎垄遗址,出土一批器形特殊的器物和一件与图腾有关的犬形陶塑,说明高坎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南方蛮夷集团中崇拜盘(犬)的氏族所创造的一种原始文化。
      (三) 关于靖州江东战国墓葬的特色问题
      1986年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江东乡发现一处战国墓群,并对已经遭到轻微破坏的四座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共出土各类器物1件,其中有陶器5种,铜器 6件。陶器有罐、壶、豆,铜器全系兵器,其中剑三件,矛二件,尊一件。铜剑均为圆茎空首,一字形格,与激浦马田坪楚墓中I式剑相同,这类剑“是长沙战国中期楚墓所习见的”。⑧山拙文《湖南高坎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②拙文《试论怀化高坎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双头犬型陶塑》,《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③《湖南淑浦马田坪战国西汉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因此,靖州江东这批战国墓的时间也当为战国中期或稍偏晚。从这批墓葬出土遗物和遗迹现象,通过与楚墓的比较,可以看出以下特点1)出土的陶器均夹砂,呈灰揭色,而楚墓出土的多为泥质灰陶;(2)出土的陶器组合为罐(壶)、豆,不见三足器,而战国中期的楚墓为鼎、敦、壶、豆,多见三足器, (3)出土的壶为假圈足,罐为平底,无饰纹,而楚墓的壶为圈足,罐多为绳纹圆底;(4)出土的铜剑全系截了锋的 “短剑”,这种截锋现象,肯定与当地的习俗有关。
   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说明这批墓葬的主人肯定不是楚人;由于也未见越人的遗物,所以也与越人无关。哪道元《水经注》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满溪、酉溪、搬溪、辰溪,·“… 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
      靖州江东,位于渠水(即满溪)中游,是传说中的五溪蛮发祥地之一,因此,靖州这批墓葬的族属,可能与五溪蛮的先人有 关。《逸周书·王会解》日:“成周之会,”一卜人以丹砂。”孔晃注云:“卜人,西 南之蛮,丹砂所出。”有不少学者认为,五溪一带,就是古卜人活动的地区,向周王室进贡丹砂的卜人,可能就是五溪一带的“蛮夷”。《宋史·杜呆传》载:“辰溪贡丹砂。”《溪蛮丛笑》曰:“辰锦砂最良。”李时珍也说:“丹砂以辰锦者为最,麻阳即锦州地,佳者为箭锨。”①张果《丹砂要诀》云:“丹砂者,万灵之主,居之南方,或赤 龙以建号,或朱雀以为名,上 品 生于 辰锦 二州石穴。”②现沅陵的光明山、上劳山等地仍有废弃的古砂井,新晃侗族自治县和其紧邻的贵州万山特区,还建有现代化的汞矿,其产量为全国之最。可见,在楚人未进人“五溪”之前,这一带实为“横 (卜)人”的活动地区。靖州出土的这批不同于楚墓的战国墓葬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五溪蛮”的先人—“棋(卜)人。准此,那么以前已报道的淑浦、辰溪、保靖古丈、大庸、慈利等地的早期楚墓、巴墓和秦墓,即不见三足器(如扁、鼎、敦等)的、陶器组合为罐(壶或钵)、豆的墓葬,至少一部分或绝大部分应为“淮人”的墓葬。至于与罐(或壶或钵)、豆同出的敦于、铎、钟和那种“型制特别”的青铜短剑,理应为楼系民族的特有器物。
   当然,靖州现只发掘了四座墓葬,材料不多,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显然是不够的,但从这批墓葬所露头的一些新的 文化因素,又足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以上从不同时期 列举了三种文化,并从横的方向进行了粗略的比较,其地方特色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以这三种文化为基点,再联系文物普查中的众多地下发现,从中找出大的共同点来也是容易的。如该地区各期的文化遗存多石器,特别是多打制石器, 旧石器地点是如此,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如此,甚至商周乃至春秋战国也是如此; 其二是,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 期常见一种长条形石斧,它的雏形可以在,舞水文化”中找到, 还有一种有 肩石器,也可从“舞水文化”中找到它的前身, 其三是出土的陶器大多粗犷,陶质多夹砂,纹饰多绳纹和刻划纹;其四是陶器的器型多圆底器和圈足器,极少见三足器。
   应该说, 五溪地区的土著文化是无三足器的,不论是新石 器时代,还是商周时期乃至春秋战国时期,都不见三足器。 这一特点的存在, 奠定了这一文化的大的格局。
   在某种意义上讲,五溪地区的土著文化就是一种无三足器的文化。至于偶然或一个特定时期在遗址或墓葬中发现三足器,一这都是与外来文化的进人相关联的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就构成了这一独特的地域性的民族文化。①⑧《古今图书集成,坤典典》第21卷,砂部第6444至6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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