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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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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 09:27:39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序
      编者注:沅陵是一本厚重的书。结合沅陵文旅开发启动需要,特推荐《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以期引导相关人员对沅陵历史文化予以研究借鉴本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武陵山区的自然环境与各民族的起源”,在叙述武陵山区的自然、人文地理的基础上,对武陵山区上古历史进行了探索,对土家庭、苗族、侗族的起源发展进行了历时性叙述。上篇“秦汉以后武陵山区的文明模式”,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从“中央朝对武陵山区的开拓过程”、“武陵山区的地方政权组织”、“武陵山区发间生活史”三个角度剖析了山区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发展规律,展示了一幅武陵山区各民族古代生活的历史画卷。
      人往往可以在瞬息之间,感受到往事的重现。当我在七千年前高庙遗址的陶器图案中,辨认出武陵山区迄今流传的古老图腾时,分明感到天地之间萦绕不散的历史氤氲。
      1998年冬天,当我行舟于黄昏的酉水上,岩罅峭壁间散布着古代僚人的悬棺,而彼侧山寨的火光中,传来土家人“跳丧”仪式的鼓声。在一间农家的堂屋内,聚集了死者的族人与亲朋,满屋的纸幡、扭动的舞姿、诡谲的表情、弥漫的鼓声火光,让我感到遥远时光的重现。“五溪蛮,父母死……打鼓踏歌,亲戚宴饮舞戏……于临江高山半肋,錾龛以葬之……弥高者以为至孝”(唐·张蔫《朝野佥载》),这一仪俗不正是这段文字的最好印证?
  往事如斯,而未尝往也,历史并没有远去,凡是曾经发生过的总是会在这宇宙之间占据它的位置,并随时可以呼之欲出。
      1995年秋冬,我在猛洞河畔的永顺老司城发掘了土司鼎盛时期的宫殿、墓葬。漫步在荒草离离的遗址上,我在想,从彭士愁到彭世麒这整整十几代的土司生活在何处?他们的城池、坟茔何在?还有秋风中的铜柱、夕阳下连绵的墙垣与古堡、窖藏在山谷旷野中的虎钮镦于,残存在各族人民生活中的古老傩仪、梯玛、椎牛,支撑着世代人民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火以及触动各族人民记忆中的伤痛……所有这一切汇成了一幅古今杂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让人久久神萦梦回。 “武陵山,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沅二江间,蔓延于湖南省西北境沅澧二江间,高度达六千余尺,至常德西境之平山止,通称武陵山脉。”
永顺不二门商周遗址出土陶罐          永顺不二门商周遗址出土卜骨
      武陵山区在新石器时代,由于缺乏农业革命的条件,又缺乏盐源,没有大的原生文化。一些河谷台地上,仅见极少的来自洞庭湖区或沅水中游的一些遗址。到了商周,这一地区才有了人类密集的居住。这一地区是古代朱砂出产地,商周时代冶金业中对于汞的大量需求,使这一资源受到极大的重视,也许,这正是开发的重要契机。
  这块山地最早出现在文献上的居民,是商末参加伐纣战争和之后向周王朝进贡朱砂的濮人,以后史籍上又称为僚人、仡佬人。先秦时,又先后有苗蛮人、古越人、巴人进人这块土地,并一直以此为世居之地。他们介居于溪峒之间,保有疆土,自相君长,视王朝盛衰强弱,以为叛附,他们正是现代苗族、侗族、土家族的先民。由于地理上溪峒深阻,这一地区很长时间内处于羁縻州和土司制度下,加上历代“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这块土地与四周的阻隔日益加深,到宋代,成了“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的孤岛。
  当然,这种千年沉寂,也由于中国大历史的机遇而一度打破。战国中期以后,秦楚争霸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秦楚之间,除了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以外,横穿武陵山脉的古代盐道酉水成为“自巴蜀瞰荆楚”的出奇制胜之道。
  武陵山区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来自内部,而来自于外部,本土民族与外来汉民族之间的矛盾贯穿了整个历史。其二是文化上的多样性,多民族共存而不融合,这种格局甚至保存到现在,这源于地理上的分散性和内部尚未产生文化统一性的需要。
  武陵山区的王朝建置始于楚汉时期,但当时势力所及只是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城市,与王朝之间仅维持着松散的臣服关系,山区的绝大部分为当地土著所居住。武陵山区溪峒深险,难扰易乱,苗氛炽不可控,商贩不通,诸蛮逼境,成为历代王朝的心腹之患,封建王朝的统治、镇压与地方政权的割据、反抗,贯穿了武陵山区的整个历史。从楚平王伐濮、马援征蛮、溪州之战到清代征苗,充塞了武陵山区现存的文献与方志。
      元明清时代,武陵山区与大部分西南地区—样,进入了土司统治时期。清代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大力经营,国力日渐增强,在此情况下,开始在土司统治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运动。对于武陵山区腹地的“生苗”地区,则经历了名为“开辟苗疆”,实则充满屠杀和流血的岁月,失去土地的苗民不得不一次次“变乱”、反抗,换来的则是一次次更血腥的镇压。血洗后的苗疆一片惨状,如《贵州通志》所载:“皆毁其室户,戮其丁壮,俘其老幼,阖寨不留一人”,“至是杀戮什之七八或数十百寨无一人”。镇压苗民起义以后,清政府在武陵山区修筑边墙、碉卡,推行屯防制度,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苗族人民为反屯田、反碉卡封锁,进行了一次次的暴动。接着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生活无着的苗民铤而走险,啸聚山林;田园荒芜,户口凋零,而更广大的各族人民在死亡线上呻吟。时势的变迁,演出了光怪陆离的历史剧,并与现代民族的记忆相交织。同时,新世界的曙光也在这黑暗中孕育、诞生,这就是武陵山区历史发展的大势。
      本书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新的考古发现为契机,对下列问题有新的开拓。
  1.通过对商周时期不二门类型一系列遗址的时空考察,结合古代文献中有关濮人的记载,指出以不二门商周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是古代濮人的考古学文化。过去在历史研究中对考古学资料的运用,往往只是作为一种旁证,考古学本身的独立价值没有充分体现出来。通过这一研究,在濮民族史研究领域首次建立起考古学文化的语汇。
  2.对湘西北以往发掘的东周墓葬资料进行全面梳理,首次提出:过去习惯上认为的楚墓中,实际上包含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和族属,它们是:以圜底内凹绳纹罐为特征的苗蛮墓;以矮粗颈壶、豆和宽格铜短剑为特征的濮人墓;以鬲或鼎敦壶为特征的楚人墓。这一研究为探索古代民族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湖南在战国晚期的公元前278年到前221年秦统一全国这六十来年的归属问题,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反映在考古学上,则是对湖南战国晚期后段一组典型陶礼器组合性质的不同理解。这组陶礼器以细高足鼎、细颈球形腹壶、扁球形敦(或有盒)为代表。里耶麦茶墓地的发掘显示,里耶与长沙以及湖南其他地区楚墓呈现出相同的规律性,反映了里耶与湖南大部分地区历史的一体化。在麦茶墓地,未见到秦文化因素,湖南在战国晚期后段到秦代墓葬的主流是楚文化因素。在里耶城址中,第二期为秦代,秦文化的因素是在秦代才进入里耶的。这一研究成果为这一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论证。此外,通过里耶考古,加深了战国时期秦楚关系的认识,把武陵山区酉水通道曾经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历史地位,从古史中钩沉出来,而出土的大量秦代简牍,又为秦代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4.对土家族地区早期历史与土家民族形成进行探索。土家族是一个复合的民族,其底层土著居民可追溯到上古的濮人,中古的僚人,唐宋时期的仡佬人,除此之外,该地区并不存在其他抽象的土著族群。其上层贵族来源于先后进入武陵山区的外来者,从先秦巴人、汉晋强宗大姓直到元明清时代的土司,在文化上也呈现出这种多元复合的印记。本书从最新的考古成果和相关文献出发,着重对几个关键性学术问题进行了探索,如:濮人的考古学文化;仡佬人与土家族土著;巴人进入武陵山区以及虎钮摔于;土家族聚居区的历史界线等。这一研究对长期以来一直争议不断的学术问题作出新的阐述。
      5.根据文献、考古学资料、民族学研究成果,把秦汉以后武陵山区政权模式确认为:王朝建置一地方政权组织一村寨(峒)。其中王朝建置与考古学发现的城址、墓葬相连,地方政权组织与王朝建置的关系,在早期往往是合而为一的,当王朝力量衰弱时,这些王朝册封的地方官吏转而成为与王朝对抗的地方豪强,唐宋以后,随着王朝控制的加强,一系列军事控制性质的府州卫所的设立,这些地方政权中心就迁往更偏僻的山间盆地,这就是元代以后土司衙署之所在。村寨是山区最基本的细胞,也是以后土司辖下“峒”的所在,在历史上它们往往与虎钮蹿于的出土地点联系在一起。其社会组织形式,还保留在如近代苗族“榔议”制类似的制度中。
      6.考古学给民族学资料赋予了时间的深度,通过对居址、墓葬、器物的研究,揭示出一个实际存在且向前演变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古学资料也只是提供了个别文化要素的历史,因此,只有把考古学与民族学、文献结合,才可能获得一个整体的认识,并赋予考古学资料在其存活时的历史网络中的位置。此外,在民族文化的要素中,宗教祭祀是其中最古老、最恒定的要素。本书在研究中,尤其注重于宗教、祭祀、葬俗等这些要素的研究。
溆蒲马田坪汉代墓葬出土的滑石兽面          保靖清水坪西汉一号墓发掘现场
保靖清水坪西汉一号墓发掘现场              保靖清水坪西汉墓出土的青铜鼎
   分散在武陵山区的许多寨落,这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溪峒”,是上古“农村公社”的基本单位。这些人民共同利用丛生的灌木,如荆榛棘楚之类,构筑外围,以防野兽破坏庄稼和邻敌侵掠。宋代朱辅《溪蛮丛笑》:“巢穴外虽峙险,中极宽广。且以一处言之,仡佬有鸟落平,言鸟飞不能尽也。周数十里皆腴田。凡平地日平坦。”这里是可以过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的。
  “诸苗蟠聚百七十四寨,氏族聚居,白成村落,亦有傍溪洞而居者,周围千数里,悬崖鸟道,丛箐栉比,岚瘴蒸郁,阴雨恒多,视诸溪洞,独称阻绝。”(光绪《湖南通志》)
  汉代对南越国的征服,汉武帝对西南夷的经营以及蜀汉经营南中,都是南方地区较大的历史事件,东晋、南宋又有两次民族大迁徙,但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波及武陵山区的并不多,相对来说,这一地区要平静得多。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如果联系武陵山区的自然环境、晋宋时代诸华地区一次次战乱与民族大迁徙背景,的确可以作为历史来读。宋代以后,“峒”成为“羁縻州郡”所辖地区最小的行政单位,峒与峒之间常以固定的山坡、河流为界线,到改土归流后,峒作为行政单位才废除。现在武陵山区一些村寨名称仍多有带“峒”字的,如“茶峒”、“昂峒”、“水扒峒”等等。
  这些年来,我经历过许许多多这样的村寨,每一个村寨都有自己的年龄,自己的历史,如同老树吹落的种子,也有自己悲悲喜喜的故事。我就这样走着,武陵山顶的云开云合,在我眼中时而化为往事中民族的聚散,透过村落、竹篱、耕牛……我心中涌动着恢复古代社会生活的热情。我一次次自问:武陵山区的精神何在?很久以后,我才幡然醒悟,它们不在王朝的征战史中,也不在汉族的文献、方志、游记和诗文中,它们在五溪民族自己平实的生活中。这一刻,我也触摸到亘古至今的另一种历史:酉水河上秦楚之战的帆影,沅陵窑头城下的客栈,商船与集团的掠夺,苦吟的屈原或王阳明在帐下与永顺土司的对答,这些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片浪花,倏忽即逝。而另一种历史,年复一年的畲地翻耕、渔猎,周期性的祭祀、傩仪、椎牛、茅古斯和男女之间常新的爱情……这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历史内蕴!这是一部堙没在草丛中的历史,也是考古学者眼中“文化层”的真正内容。在某个山村荒野,在某个苗族青年吹出的悠悠芦笙声音,才是这一阕武陵历史交响曲的主旋律。我想,这也是我思考和研究的出发点与最终的落脚点。在“武陵山区民间生活史”章中,我花了很大的篇幅,记叙了乡村的节令、婚丧嫁娶的仪俗、精神世界中的祭祀、宗教、葬俗、民歌以及它们反映的世代情结、生命感和生活之流,试图展现出一幅古代人民日常生活的历史画卷。
       考古、阅读、研究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人的知识与思考的源泉。所谓发现,一方面是走向田野,另一方面是不断走向自己的心斋。我力图让自己的工作透过现实社会的种种浮像,与这块土地上最本源的东西联系起来,当做这一切时,我觉得自己已不纯粹是埋头书斋的学者,还像一个走乡窜户的手艺人,一个隔着时空的聆听者。每次来到武陵山区,总会感受到盘桓在山谷中丰富的历史内蕴,随着个人岁月的融人,越来越让我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受,借助这些书稿,实现我表达的愿望。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个学者的我,也从自己漂浮的生涯中获得了对于土地、历史和生命诗意的更深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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