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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沅陵侯的N个猜想:他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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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5 10:16:09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由老同志宋贻帧推荐转发的。故特摘发宋老之感为谢:
      沅陵这个湖南最大的县至今也沒有通火车。伴隨着水运黄金时代的结束,沅陵变得安静而落寞了。
  沅陵曾经有过的輝煌历史己经不在,旅游的版图里已找不到沅陵,难道就这样“安静落寞″下去吗?
  我读到《关于沅陵的N个猜想》心里不爽,这本厚重历史的书何时再翻开,重見輝煌?
                                                                 ——宋贻帧
关于沅陵侯的N个猜想:他到底是谁?
潇湘晨报
地处沅水、酉水交汇处的虎溪山,集中了龙兴讲寺和虎溪山一号墓两个重要的沅陵文物点。
组图/张晖记者常立军
▶沅陵虎溪山一号墓出土“吴阳”玉印
▶虎溪山大墓椁室盖板。 组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龙兴讲寺旁边的小路依稀可见山势
龙兴讲寺内的碑文
虎溪山一号墓的椁板被放置在龙兴讲寺展览
窑头古城遗址
窑头古城中一尊从沅水上游漂来的木雕神像
曾经的湘雅医院沅陵分院
沅陵县城的哥特式建筑永生堂
   按照史料记载,吴氏侯国大致有沅陵侯国、便侯国和义陵侯国,分封地分别为现在的沅陵(怀化)、永兴(郴州)和溆浦(怀化)三地。便侯国与义陵侯国至今仍旧只存在于史料中,只有沅陵侯国,因为虎溪山一号墓的发掘,赫然出现在世人眼中。于是我们从长沙出发前往沅陵,一路西行,正值落日余晖,漫天霞彩。我们前往沈从文笔下那个“美得令人心痛”的地方寻找关于吴氏侯国的历史。
        吴阳是谁的儿子?
        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前,没有太多人关注利仓与辛追,之后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同样,在沅陵虎溪山一号墓被发现之前,沅陵侯吴阳也少为人知。很多时候,其实是考古工作在推动历史研究。
        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找吴阳,答案却让人迷惑。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载:沅陵侯吴阳,“长沙嗣成王子,侯。(高后)元年十一月壬申,顷侯吴阳元年。(孝文)后二年,顷侯福元年。(孝景)中元五年,哀侯周元年。(孝景)后二年,侯周薨,无后,国除。”
        也就是说吴阳是长沙国成王的儿子。成王指的就是吴臣,是吴芮的长子。而班固的《汉书》中,似乎有另一种说法。《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沅陵侯吴阳,“以父长沙王功侯”。也就是说,吴阳是因为他父亲长沙王有功于朝廷才被封赏,这让我们很自然地就想到了第一代长沙王吴芮,他是因功被封的八位异姓诸侯王之一。
        近代学者王先谦则在《汉书补注》里引用清代地理学家齐召南的观点,认为《汉书·吴芮传》载:“至孝惠、高后时,封(吴)芮庶子二人为列侯”,其中的一人就是高后元年所封的沅陵侯吴阳。这样,两部著名的史书中对于吴阳是谁儿子的问题就有了不同的观点。
        我们就这个问题,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孟龙。对于这个问题他起初也感到疑惑,现在他从西汉初期封侯的制度来看,认为汉代封王子侯的惯例都是诸侯王死了以后,封王子为侯。便侯封于惠帝元年,当时吴芮死了,而吴臣没死,所以便侯肯定是吴芮子。如果沅陵侯也是吴芮子,应该与便侯同时受封。但是他封年比便侯晚了七年,而且受封时,吴臣已死,应该是吴臣的儿子。他认为《史记》的记载应该是正确的。
        至于吴阳“以父长沙王功侯”的问题,作为第二代长沙王的吴臣,的确是有功于汉王朝的。吴臣的功劳,与自己的妹夫英布有关。汉初刘邦诛杀功臣,位列三大功臣的英布心生畏惧,起兵造反。刘邦率军亲征击败英布,英布逃亡到江西一带,被他的内弟第二代长沙王吴臣诱捕杀于鄱阳。这种为刘氏王朝“大义灭亲”的事迹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在吴臣死后,封其子吴阳为沅陵侯也就顺理成章了。
        至于吴阳在受封沅陵侯之后有什么作为,史书上几乎无载。只有一点可以看出,他与吴氏家族其他人一样,生育能力很差,仅三代就绝嗣,沅陵侯国也因此被除。不过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武帝颁布推恩令后,侯国归属所在汉郡管辖,权力几乎被削夺一空。大部分王侯都以“坐酎金免”。能够安然享受三代荣光的沅陵侯,已属幸运。
  马王堆之外,湖南另一座未被盗掘的侯级汉墓
        一座古墓的发掘,其中出土的信息比史料丰富百倍。
        虎溪山这个听起来名字很“霸气”的山,其实只有130米的海拔,更由于五强溪水库淹没了沅陵的旧城,抬高了江岸的位置,当我们站在虎溪山前时,并没有感觉到它的山势。虎溪山前游客来来往往,但却并非是去寻找虎溪山汉墓,虎溪山最重要的景点是龙兴讲寺。
        它是湖南现存等级最高、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地面木结构建筑群,被建筑界称为湖南的“佛光寺”。在如今唐代建筑构造极为稀缺的状况下,龙兴讲寺可以称作是国宝级的建筑群了。然而我们的目标却是当年那个出土了大型汉墓的地方。沿着龙兴寺一侧的台阶拾级而上,红墙灰瓦,有一些古朴的美感。一直走到龙兴寺后,却发现并没有什么墓葬遗址,只有几排老式的单元楼。询问路边一位老人,他自称姓瞿,今年68岁,当年虎溪山大墓发掘时,他天天都来现场。那是一件轰动县城的大事件。
        虎溪山一号墓的发掘因1995年修县政府的宿舍楼而起。当年的大墓如今就在宿舍楼的地下。夏日炎炎,小区里的人们悠闲地走来走去,二十一年前的那场壮观的发掘似乎已经远去。距离一号墓仅20米,推测为二号墓(吴阳夫人墓)的另一座大墓,一直就被封印在单元楼之上,未曾发掘。
        虎溪山一号墓发掘前棺椁坍塌,沅陵侯吴阳尸骨也荡然无存。
        虎溪山一号墓与马王堆汉墓建造时间相差不久。利仓为轪侯,吴阳为沅陵侯,两墓葬制相近。但马王堆一号墓是一椁四棺,虎溪山一号墓是一椁两棺。轪侯家族享受葬制待遇显然要比沅陵侯略高一点。
        虎溪山上的汉墓已被夷为平地。现场唯一能够看到文物的地方在龙兴讲寺。这座历史上著名的佛教讲经寺院,居然还承担着为虎溪山汉墓保存棺椁的功能。我们在龙兴讲寺临近书院的旃檀阁中,见到了虎溪山一号墓巨大的椁板,它们以榫接的方式拼接在一起。虽然不如马王堆一号墓的外椁室那样巨大,却依然令人深感震撼。屋内靠山墙的一侧,孤零零地放着一具内棺。相比于马王堆汉墓的待遇,沅陵侯墓的似乎有些落寞。
        虎溪山汉墓最重要的发掘文物是一枚印章和一千多枚竹简。印章确定了墓主人就是第一代沅陵侯吴阳。竹简则以文字的形式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其中的“黄簿”,记录了沅陵侯国的行政设置、官吏人数、户口人民、田亩赋税、大型牲畜、经济林木的数量,还有道路交通、亭聚、来往长安的路线与里程,对研究西汉初期的社会发展有非常大的价值。
        竹简中最为有趣的内容是《美食方》。从现存内容看,植物性饭食(素菜)和动物性菜肴(荤菜)分别记录,烹调加工植物性食品饭食的7条,每款的操作程序较简单,一般记于一简,如中黄饭、下架饭等。而烹制动物性食物的方子多达148条,有为豚截方、为鸡截方等。烹制操作也很讲究,程序很多;记录有二至三简。如此,《美食方》整简数当在30枚以上,现得到保存的应为原简的三分之一左右;单简字数多的有60余字。作为菜肴的肉食原材料有马、牛、羊、鹿、犬、鱼、鹊、鸡、雁、鹦等。根据烹制菜肴的特点,将动物各部位的肉和内脏分开来加工,简文中有牛肩掌、牛北(背)普、心、肺、膏、鹿胃、鱼肠等。植物性的多作为配料,有葵、糯米、黍等。调味品有盐、酒、美酒(或羔酒)、白酒、肉酱汁、姜、木兰等。
        很多菜谱依照现在的做法依然可以做出,足可以看出沅陵侯府在餐饮上的讲究程度。
        《日书》是竹简中的重要文献。虎溪山竹简所出土的“日书”类的古籍与以往出土的《日书》不同,注出了许多历史事件,如提到的人物就有陈胜、项籍、章邯等。这无疑可以补史,同时也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数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这些重要的发现,虎溪山一号汉墓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窑头古城:当年沅陵侯城区为何迅速被放弃
        我们来到沅陵,最初只是寻找西汉沅陵侯国,但眼中所见,心中所感,已远远超出一个朝代的影响。这座城市有限的地理空间里,有着极为漫长的时间跨度。历史信息叠压在一起,难免让人有一种蒙太奇式的交错感。
        虎溪山是沅陵侯国的家族墓葬区。我们循着这个线索,继续寻找沅陵侯国。我们把目光投向了距离如今沅陵县城十公里左右,沅水上游的窑头古城。
        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具的《湖南沅陵窑头古城遗址发掘简报》中,这里被认定为是自战国至汉初年的沅陵历史城区。沅陵侯吴阳封侯时,是高后元年,正是汉初。当地的朋友听说我们要去窑头古城,反复规劝我们说那里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东西了。我明白他们的好意,大致是说那里并没有什么遗存的建筑或文物了。然而亲自去探访一座古城,还有地理场景上的意义。只有站在原址之上,才会明白古人为什么要在这里建城,并可以感受到当时城市所拥有的地理空间感。
        于是,一行人,两辆车,直奔窑头古城。看似顺利的过程第一步就遭遇到了挫折。我们导航的地点是一个叫“黔中郡遗址”的地方。窑头古城明确的身份也的确是黔中郡遗址。下车询问路边的住户,一位老人笑着对我们说经常有人来问她这里是不是黔中郡遗址,其实真正的遗址还远在数公里之外。临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太过于相信手机导航……
        我们只能继续在这个叫“太常乡”的地方寻找窑头古城遗址。我们的车辆在远离沅江的山间反复绕行了很久才又慢慢接近江边。路况时好时坏,令人忧虑。仅仅离开县城几公里,这里便显露出一股荒凉气息。我们不断在路边寻找着窑头古城的位置,但遇到的路人却几乎都无法精确地说出它在哪里,只说这一大片区域都是窑头古城。直到最后我们联系到了木马岭村的村支部书记,他亲自过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一条小路边上。我们下车才看清,路边有一块黑色的窑头古城省保碑。我们才确认是真的找到了所谓的窑头古城。
        省保碑是1982年所立,其实窑头古城去年8月已升级为国保单位,只是新碑尚未树立。
        村支书带着我们进入了遗址保护区的范围。保护区内还有部分居民在生活,鸭棚旁边的墙上喷着“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标语。遗址范围很大,但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这里是一片河流冲积区域,土地平坦肥沃。书记指着一片田地说以前那里是护城河。
        我们最终还是走到了江边。沅水缓缓流过,似乎数千年来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其实不管发生过什么,也是“不废江河万古流”吧。因为地势的缘故,沅水在这里反复折向,并形成了一个类似“牛轭湾”的地理形态。窑头古城因此被沅水环绕。
        窑头古城发掘而出的文物中,有战国与汉代的器物。
        遗址成为保护地之后,农业生产基本停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想搞旅游,但并没有太多人过来。搞旅游时遗留的人工修建的亭子如今破败得像个文物。亭子里竖着一尊木雕神像,书记说是从沅江上游漂流而来的,被村民摆在了亭子里。
        从这里我们能够明白那时人们选择城市地理位置的逻辑,临近水源且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可供生产和构造建筑。窑头古城基本可以确认为西汉早期沅陵侯国的所在地。只是如此优越的造城环境,为何只到汉初就被放弃了呢?未来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应该可以揭晓更多的秘密。
  沅陵侯之后的沅陵历史……
        沅陵是个神奇的地方。有人开玩笑说,长沙和沅陵有什么相同之处?答案是两地都是湖南的省会,只是沅陵是一个只维持了七个月的临时省会。
        沅陵并不缺少历史的辉煌。
        沅陵是历史上的湘西第一门户。
        战国时,这里是楚国南土的黔中郡郡治,相当于现在市一级行政单位。秦早期,黔中郡尚存,后期则无存。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沅陵成为武陵郡下的一个县。但很快,随着吕后掌权后大规模的封侯运动,沅陵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侯国”。沅陵侯三代而终,沅陵的侯国时代也因此结束,再度回到县一级的行政等级状态。后来王莽篡汉,沅陵也没有躲过改名这一劫。王莽最大的爱好大概就是修改地名,沅陵因此被改名为“沅陆县”。相比于长沙,这已经算是幸运,长沙在当时被莫名其妙地改成了填(zhen)蛮郡。
        此后的沅陵,行政级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反复变化,但作为湘西枢纽门户的地位却一直未曾改变。古代以水运为主的交通格局决定了它的地位。作为中国地理二级阶地的雪峰山一直以来就是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想要控制雪峰山以西的区域,必须有一个在地理交通上可以进退自如的据点。沅陵正好处于雪峰山北麓,沅水河边,是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的交接地带,从洞庭湖经常德到湘西,这里是控制整个湘西交通动脉的卡口位置。
        近代以来,铁路交通大发展,雪峰山以西的怀化迅速崛起,成为湘西交通中心枢纽。然而沅陵这个湖南面积最大的县至今也没有通火车。伴随着水运黄金时代的结束,沅陵变得安静而落寞了。
        抗战时湖南临时省会迁往沅陵。
        抗战时期的沅陵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沙告急,11月3日湖南临时省会迁往沅陵。先迁址沅陵太常,后转迁于沅陵县城马路巷。也就是在这一年,湘黔公路开通,沅陵作为连接湖南东西部的交通枢纽承担了战略转移的任务。随着湖南临时省会迁入,省直机关及省内外学校、医院、银行、工商企业相继举迁沅陵。大批的救亡团体、青年汇集沅陵,一时工厂林立,学校遍布,商铺满街,医院众多。沅陵古城人口从不足3万骤增20余万,经济、文化十分繁荣,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一度成为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当年张学良也被关押在沅陵的凤凰山。著名的雅礼中学则在酉水边的白田乡度过了十年的时光。
        沅陵的朋友告诉我们,这里有一条“宗教一条街”,这引发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这条街本名叫马路巷,是古时辰州府衙车马行走的主路,如今它看起来狭窄且蜿蜒。临近江边的路口,有一栋巨大的西式建筑废墟。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说这是曾经的沅陵县人民医院,抗战时期则是湘雅医院的沅陵分院。沅陵之所以能够在那时拥有一所“湘雅系”的医院,是因为抗战的需要。
        根据沅陵县志记载,1938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湖南省政府迁到沅陵后,“江浙和本省大批难民涌来湘西避难,部分省属机关、工厂、学校亦迁沅陵,一时城镇人口倍增,机关林立”。县城人口激增,医疗短板显露出来。1938年12月,省政府特地指令湘雅医院,要求其在沅陵的东城湾增设湘雅医学院沅陵分院。后来,抗战时设立的沅陵省立第九医院与原设在洪江的省立第十医院合并,时任湖南省主席薛岳为第九医院埋下“民生建设”的奠基石。
        这条街是沅陵外来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
        不足500米的古巷道,有天主教的天主堂、基督教的永生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佛教的白圆寺和道教道场。五大教虽同处一巷,近在咫尺,却和平相处,各自传播教义。
        街上最为醒目的是永生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它兀立于沅陵这座远离了中心城市的湘西小城,让人倍感新奇。由此可见,当时的沅陵,作为重要的门户城市,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永生堂也是文化的冲突的产物,当年震惊朝野的“辰州教案”即发生于沅陵。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基督教复初会利用赔款在马路巷修建了这座哥特式的建筑。
        “天主堂”“永生堂”“牧师楼”建筑群,是典型的清末民初时期的建筑,整体为砖木结构,建筑中使用大量的钢筋水泥材料。既有欧美建筑风格,又有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大楼尖塔高耸,拱券门窗,叠涩出挑、墙线装饰,平面呈“∠”造型等充满美感。既是当时沅陵古城制高点,也是民国时期大湘西地区面积最大的建筑。
        令人惋惜的是,沅陵县城虽然基本原味地保留了这些旧城的历史遗迹,它却是不完整的。1995年五强溪水电站蓄水,大半旧城沉入沅江,那些消失的城市记忆,从此成为沅陵人心中永远的遗憾。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常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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